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国经济在经历了换挡减速、贸易摩擦风浪，原本有望平稳驶入2020年。但为应对疫情的春节假期延长、复工延迟和少出行、不聚餐、少聚集等防护措施，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对经济增长形成较大压力。
疫情对经济影响严重
受疫情影响，2020年1—2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5%，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13.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5%，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24.5%。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44.9%，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39.9%。我国1月综合PMI产出指数为53.0%，制造业PMI为50.0%，位于临界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1%，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2月综合PMI产出指数为28.9%，比1月回落24.1个百分点；制造业PMI仅为35.7%，比 1月下降了14.3个百分点，创历史新低。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29.6%，比1月下降24.5个百分点。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30.1%，比1月下降23.0个百分点。1—2月，进出口总额4.12万亿元，同比下降9.6%。其中，出口2.04万亿元，下降15.9%；进口2.08万亿元，下降2.4%，进出口相抵，贸易逆差426亿元。1—2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344亿元，同比下降8.6%（折合194.2亿美元，同比下降10.4%）。其中，1月实际使用外资875.7亿元，同比增长4%；2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468.3亿元，同比下降25.6%。这些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受疫情冲击较为严重。
目前，国内疫情虽然已较为平稳，在控制好“输入”的情况下可望逐渐消退，但疫情已于全球大流行，如意大利从“封城”到“封国”、美国从局部“紧急状态”进入全国“紧急状态”、法国进入“战争状态”等，国际人流、物流受阻，资金避险抽逃，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显著加大。美联储13天内2次紧急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直接推倒在地板上，并推出了7000亿美元的大规模量化宽松计划。然而，美股10天内4次熔断，海外证券市场普跌进入危机模式，波罗的海干散货的指数暴跌，石油、黄金价格暴跌……一时国际经济月黑风急浪高，国际需求和产业链调整出现新的巨大变数。
积极应对经济不确定性
目前，全球疫情的发展和由此带来的国际经济局势不明，将使高度不确定性成为2020年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我们无法控制风向，但可以调整风帆。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无妄之灾，需要积极行动和因势利导。中央各部委、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应对新冠疫情、提振经济政策。中国人民银行2020年2月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大幅增加8000亿元，3月16日又实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释放长期资金5500亿元，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减轻现金流及资金链压力。各级财政安排的疫情防控资金已超过1000亿元，社会保险费减负会减轻企业负担超过1万亿元。截至3月10日，有25个省区市公布了未来的投资规划，2.2万个项目总投资额达49.6万亿元，其中2020年度计划投资总规模7.6万亿元。
随着国内疫情风险降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较快，除湖北等个别省份外，全国其他省、市、自治区复工率均已超过90%，其中，浙江、江苏、上海、山东、广西、重庆等已接近100%，这将推动3月份采购经理指数上升，出口履约能力也在快速回升。但我国作为“世界工厂”，很多产业链终端在外、主要需求市场在外，在国际疫情未稳、经济活动停顿的情况下订单减少、出口难言乐观。国内消费在解除“禁足”后会出现“补偿性”反弹，但消费高潮的持续取决于收入增长的可预期性。目前，民营、中小微企业复工较为缓慢，2020年全国874万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很大岗位缺口，消费者收入高增长预期缺乏现实基础。于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出口、消费和投资中，投资最可堪重任。投资的主要领域将是新基建，不同于传统的“铁公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项目，新基建主要包括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板块，有着更多科技内涵，也代表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可以推动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并有一定投资乘数效应，有助于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
审时度势化危为机
从历史来看，疫情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也往往促使相关行业加速升级。例如，2003年“非典”疫情催生了一批线上零售巨头企业。此次疫情也或成零售行业进化和变革的“催化剂”，加快“无接触”概念下无人零售进程，推广预约订制和到店自提、无接触配送到家等新销售模式。基于互联网的在线办公、远程医疗、远程教育、工业互联网等数字产业也将在5G技术支持下迎来更大发展。制药、保健、康养等健康产业也会被重视，有更多投资机会。
疫情过后，全球产业链将有所调整，各国将意识到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不能完全靠进口，比如药品、医疗用具、粮食等，各国如有条件将会有所保留相关产业链。全球范围内国际直接投资（FDI）的蛋糕也在缩小，引资竞争将更加激烈。我国在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利用国际生产要素和市场的同时，也应审视产业链缺口和短板，利用产业部门相对齐全的优势，拾遗补缺。同时加大科技投入，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短期内，在疫情未止、经济未稳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是“应急型”扩张性的。除促进大企业恢复生产外，应重点着眼于对困难群众和小微企业的保障，把有限的财政收入更多用于解决低保人群和临时失业人群的生活困难；银行贷款要瞻前顾后，不可一叶障目，被暂时的困难吓到，盲目抽贷。建议在谨慎原则下扩大“无还本续贷”、适当延长贷款展期时限，帮助流动性遇到暂时困难的民营企业共克时艰。同时注意救急政策不应是“强刺激”政策，政策过度不仅浪费政策“弹药”，而且会扭曲市场，形成过剩产能和不良资产。切记经济政策是药，有病症的时候吃，不能当保健品常吃。经济企稳后“应急型”政策要有序退出，保存弹药，预备再战。要及时修复正常市场机制，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法律法治体系，提倡有利于现代经济繁荣的公民文化和契约精神。
总体来看，此次疫情不会改变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中长期、特别是长期向好的趋势。我国超大规模、丰富梯度的市场有着强大磁吸力，在产业配套、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等方面具有综合竞争优势，加上向好的经济运行态势和不断改善的营商环境，尤其在西方实施零利率甚至负利率背景下，我国可能成为世界投资避险区域。这既有利于我国经济恢复发展、产业升级，减轻人民币贬值压力，提升金融资本流入吸引力，又有利于我国政府和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如果能建立资本流入—经济提质增效的良性循环，这次疫情之危将转化为经济增长之机。
（孙华妤）
（作者系暨南大学国际金融与商务研究所、暨南大学“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